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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书印与版本鉴定

玺

印

玺印

玺印和符节一样，最早是用做取信的标识。从何时起，把玺印钤盖在书籍上，作为收藏、校读、鉴赏等等的印记，不可确知。唐王建《宫词百首》中有：“集贤殿里图书满，点勘头边御印同，真迹进来依数字，别出锁在玉函中。”王建是唐代宗大历十年（年）进士，初为渭南尉，历秘书丞、侍御史，太和中出为陕州司马。其《宫词》当成于元和长庆年间。可见藏书用印，早在雕版印书之前。

盖印习尚

在书籍上钤盖印章的习尚，以明清两代为最盛。当时的一些比较知名的藏书家，差不多都有几方，甚至几十方，各种形制，不同印文的印章。这些藏书家，很多人又是当时的知名学者。他们学有专长，精于鉴别。因此，他们的印章被后人认为是认定、鉴别版本的重要根据之一，很受目录学家、版本学家和藏书家的重视。过去编制的许多藏书目录，都把印章作比较详细的著录。

印章样式

印章和版式、行格、字体、纸张、墨色、讳字、刻工、序跋、牌记等等一样，都是鉴定版本的根据，但是又有不同。版式、行格等条件是先天的，是在成书过程中产生的，是鉴定版本的主要根据。印章则是后天的，是在图书流传过程中钤盖上去的，对于鉴定版本只能起辅助作用。但是印章却有一个独到之处，即凭藉它可以考查出一本书的流传源流。这一点，对于确定一本书的版本，也是很重要的。书商射利，伪造版本，也往往是在这一点上露出马脚。就印章本身来说，也自有其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。印文作为史料，可用以考查一个人的异名别号、生年行第、氏族乡里籍贯、家世门第、仕途经历、学行师承、癖好志趣等，也可用来考查一个时代的职官、玺印制度和谊里关系。关于这一方面，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。

图书用印

图书用印，源远流长，但以明清两代为盛，大概与宋元以降，文人喜欢治印，明代文(三桥)何(雪渔)而后，文人治印技巧逐渐走向高峰有很大的关系。明清两代的藏书印，不但数量众多，而且很多是篆刻俱佳的艺术精品。特别是清人印，从风格上看，有凝重的浙派印，有秀逸的皖派印，也有莆田派和其它游离于各派之间，而独树一帜的名家作品，可以说是集一代篆刻艺术之大成，是研究我国篆刻艺术的重要资料。印章的形制和印文的内容，明清两代也都有新的发展。

一本雕印精美的善本书，钤盖上几方朱白得宜的藏书印，朱墨灿然，古色古香，还会进一步提高书的身价，使它成为艺术珍品。这大概是历代藏书家，喜欢在藏书上用印的又一个原因。

名号印

印文直刻藏书人的姓名字号，分为名号印与别号印。或直文或横文或回文；文或白或朱或朱白间用。如“季振宜印”、“沧苇”；“钱曾之印”、“遵王”；“乾学之印”、“健庵”等。明代以前多用单印，或刻姓名，或刻字号。清以后多用双印，一颗印刻姓名，一颗印刻字号。两颗印大小一致，文或俱白或俱朱，或一白一朱，名上号下，钤盖在一本书上。也有单刻一个姓的，如赵松雪有“赵”字方圆二印，缪荃孙有八分书朱方“缪”字印。或者把姓名字号全部刻入一印，如“刘承干字贞一号翰怡”、“王禹声遵考甫一名卓字昭回”、“张氏秋月字香修一字幼怜”等。像“海宁查慎行字夏仲又曰悔余”、“杨以增字益之又字至堂晚号冬樵行一”两印，或冠以籍贯，或缀以行第，但以姓名字号为主，仍属名号印。名号印中，有一种别具一格的联珠印，是把姓名拆开，每个字自成一方，几颗印连缀钤盖，姓名方才完整。顾蒙、孔继涵等，都有这种印。

我国古代文人，往往喜欢在正式名号之外，起上一个别号，表述个人的志趣情操或某一方面的特点，并用以入印，这种印叫别号印。如赵松雪的印“水晶宫道人”，文彭的印“渔洋子”，唐寅的印“六如居士”，阮元的印“研经老人”，*丕烈的印“佞宋主人”等。

堂号印

堂号印：我国古代文人，还习尚于把个人起居、游憩、读书、藏书等处所，据其特点题上一个堂号并用以入印，这种印叫堂号印，也有人叫做斋馆印。如文征明的印“停云馆”、“辛夷馆”、“悟言室”、“玉兰堂”、“翠竹斋”、“梅华屋”、“梅溪精舍”；项元汴的印“天籁阁”、“退密斋”、“世美堂”、“世济美堂”；毛晋的印“汲古阁”、“目耕楼”、“弦歌草堂”；丁丙的印“善本书室”、“八千卷楼”；杨以增的印“海源阁”、“宋存室”、“四经四史之斋”；瞿镛的印“铁琴铜剑楼”；张金吾的印“爱日精庐”；*丕烈的印“百宋一廛”、“士礼居”、“陶陶室”、“读未见书斋”、“学耕堂”等等。

以上举例，是印文比较简单的。有一些名号印或堂号印，或者在名号前冠以籍贯、乡里、氏族、官职，或者在名号下缀以“珍藏”、“秘籍”、“收藏印”、“书画印”等尾词，如“浙右项笃寿子长藏书”、“长白敷槎氏堇斋昌令图书”、“汪士钟字春霞号朗园书画印”、“当湖小重山馆胡氏遽江珍藏”、“苏州常熟虞山精舍至乐楼主人河南道御史陈察元习之记”、“古槜李江山风月主人子渊项元深氏世济美堂收集书籍印”，以及“八千卷楼珍藏善本”、“桐凤庼所收清儒著注选戢校刻书印”、“曾在南云蔡氏犹半轩群签之内”等，文字虽然多所变化，但以藏书人的姓名字号或堂号为主体，仍属名号印或堂号印。

由于藏书人的境况不同，堂号印多少不一。如文征明有不同称号的堂号印十颗，项子京六颗，毛晋、*丕烈各七颗，上面提到的几颗，是善本书上常见的。堂号印和前面提到的名号印，是藏书印中使用最多，最常见的一种。

我国古代文人，往往喜欢在正式名号之外，起上一个别号，表述个人的志趣情操或某一方面的特点，并用以入印，这种印叫别号印。如赵松雪的印“水晶宫道人”，文彭的印“渔洋子”，唐寅的印“六如居士”，阮元的印“研经老人”，*丕烈的印“佞宋主人”等。

鉴别印

这种印多见于宋元刻本书，用者多数是精于鉴别的名家，印文用语以简单肯定的居多。如“沅叔审定”(傅增湘)、“艺风审定”(缪荃孙)、“芙川鉴定”(张蓉镜)、“杨绍和鉴定”、“叶名琛名澧兄弟同鉴定”、“苏斋真鉴”(翁方纲)、“完彦景贤精鉴”，以及“高氏鉴定宋刻版本”(高濂)、“贵阳陈氏审定宋本”(陈渠)；“毛晋秘箧审定真迹”、“张之洞审定旧椠精钞书籍印”、“长白马佳氏宝康审定宋元旧椠并元明旧抄旧校之记”等。当然，印文也有含蓄一些的，如“谭元庆学看元本书籍印”。

有些名藏书家，如项元汴、毛晋、季振宜、席鉴、杨守敬等人，更在所藏善本书上，加钤“宋本”、“元本”、“赵宋本”、“甲”、“乙”或“神品”、“稀世之珍”、“天下无双”、“ 孤本”等圆方小印，以为版本品位高低的标识，这种品评性质的印章，也属于鉴别印的范围。

校读印

这是对善本书上常见的校勘印与阅读印的通称。校勘印如“益之手校”(杨以增)、“喜孙校本”(汪喜荀)、“惠定宇手定本”(惠栋)、“又玄斋校阅过”(秦四麟)、“曾经燕庭勘读”(刘喜海)，以及“张海鹏校正图书记”、“南陵徐海昌勘误鉴真记”、“颖川陈氏校定典籍之章”(陈子龙)等。阅读印如“彭兆荪读”、“深柳读书”(金元功)、“赵凡夫读残书”(赵宦光)、“曾经筠川读”(刘筠川)、“吴岫尘外轩读一过”，以及查岐昌的印“巢经阁读古记”、吴翌凤的印“枚庵流览所及”、“丁福保三十以后读书记”等。

从上面的印文看，校勘印和阅读印似乎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印章，但实际上校读相因，二者往往不能截然分开。

钱谷的印“白发抄书”和“钱谷手抄”，沈与文的印“吴郡沈辨之野竹斋校雠记”等，也可归人校读印一类。钞书与刻书，也不能和校完全分开。明清两代很多的藏书家，也是钞校名家和刻书家。

校勘印和钞书印，多用于钞本和批校本，在刻本书中也往往见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