-----精选段落-----

五、所谓兄弟

鲁迅从日本回国以后，自己教书供给周作人在日本学习，那时周作人夫妇已经结婚，光凭一点公费，无论如何是不够用的，所以鲁迅在《自叙传略》上说：“终于，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，我便回到中国来，”这里“几个别的人”就是指周作人夫妇而言。周作人回国以后，鲁迅除了负担全家生活的绝大部分费用之外，连周作人老婆的全家，都要鲁迅接济。从日记上看到，鲁迅在每月发薪以后，就按月向东京羽太家寄款。这还不算，羽太儿子重久的不时需索和他的三次来到中国，鲁迅都有专款资助，甚至羽太第三个女儿福子的学费，也都是由鲁迅每月另行汇去的。后来鲁迅回忆起来说：“周作人的这样做，是经过考虑的，他曾经和信子吵过，信子一装死他就屈服了。他曾经说：‘要天天创造新生活，则只好权其轻重，牺牲与长兄友好，换取家庭安静。’”在搬出八道湾以后，鲁迅曾经这样说：“我幸亏被八道湾赶出来了，生活才能够有点预算，比较不那么发愁了。”对照以往生活紧张的情况，在搬出八道湾以后，则可以量入为出，并且能够接济一些青年人的急迫要求，这真可以说是不幸中之大幸吧！

周作人的人生哲学，和鲁迅却绝然相反。据说当他知道徐坤的劣迹以后，曾经这样表示：如果换掉徐坤，要他自己去办理一些身边琐事（如自己做衣服之类），太觉得麻烦了；要减少许多看书时间，而且自己也办不到，划不来，所以也就随他去了。这是十足的道地的封建少爷脾气：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四体不勤，好逸恶劳。这样说是不是冤枉了他呢？一点也不冤枉。有事实为证：人们只要翻开《鲁迅日记》，就可以看到鲁迅在年为了全家移居北京，就到处奔走另找房子，在多次看屋以后，最后才找到了八道湾罗姓的。紧接着便是修理房屋，办理手续。鲁迅又兼监修，又得向警署接洽，议价、收契，家具的购置、水管装置等等事务，都落在他一个人身上，房价不足，又四处奔走告贷，甚至向银行纳短期高利借款（大约除了卖绍兴祖屋所得千余元之外，全部费用约四千元之谱）。那末，这一时期，周作人干什么去了呢？原来他在这年三月间就从北京大学请假，和老婆孩子们全家到日本游玩去了，中间曾经一个人回来过一次北京，但过不几天又返回日本了。直至新屋成交之前，鲁迅先另行租了几间房子（因为新屋修理尚未竣工），新居粉刷好了，周作人带着他的家属和其妻舅重久一批人才浩浩荡荡地回到了北京。若说周作人对新屋落成没有费一点神思，那也冤枉了他，他在这方面确曾做过两件事情，一件是他在新屋修理将近完工的时候，曾经和他的家属、妻舅乘马车同游农事试验场后，像地主老爷似的顺道看了一次他的庄园——八道湾；另一件是他去了警局一趟，领回了房契一张。这就是周作人对八道湾新居数得出来的两件大功！

说到房契，这里还有一段故事。鲁迅不自私，原来立房契的时候，不写自己的名字，而准备写周作人的户主名，倒是经过教育部一位同事的劝说，才用了周树人的名字。在卖掉绍兴祖屋的时候，周作人原来就想把这笔款分开来浪用，但被鲁迅坚持不肯，才又用来在北京买屋，以便他们家小至少有地方好住。这是鲁迅为他们设想的苦衷，却被见钱就花不作长远打算的周作人所反对。等到鲁迅被赶出八道湾以后，这时周作人又故态复萌，要把八道湾的房子再卖出去了。风声传到鲁迅耳里，鲁迅为了阻止周作人这个行动，利用他爱财独占的弱点，曾经表示：“卖掉是可以的，不过也得要分我一份。”就因为这个缘故，八道湾的房屋才没有被卖出去。这时鲁迅想起了教育部那一位同事的意见，用了周树人的名字就不是那么容易被卖掉的了。因此这事才被搁置了二十多年。待鲁迅逝世，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北京以后，周作人做了汉奸，烜赫一时，他就私自把房契换成他自己的名字，算是他的，以便为所欲为。

在这里，我要提一提周作人的老婆信子其人。这是一个典型的由奴才爬上去的奴隶主。鲁迅在八道湾住的时候，初期每月工资不欠。不够时，就由他向朋友告贷。这样的人，在家庭收入方面是一个得力的人手，这时，当然是要得的。后来，由于欠薪，加以干涉到人事方面，那就妨碍了这个奴隶主的权威，“讨厌起来了”。于是便开始排挤鲁迅。她有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，《呐喊》中《鸭的喜剧》里不是谈到爱罗先珂先生对鸭的喜欢吗？从母亲那里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，爱罗先珂来中国以后，就住在八道湾家里，和她们家人也熟识了以后，他又懂得日语，谈话没有什么不便，于是有时也就谈起妇女应该搞些家务劳动，“也屡次对仲密（周作人笔名——作者）夫人劝告，劝伊养蜂，养鸡，养猪，养牛，养骆驼。”也就类似现在所说的搞副业吧。“有一天的上午，那乡下人竟意外的带了小鸭来了，咻咻的叫着；”“于是又不能不买了，一共买了四个，每个八十文。”这就养起鸭来了。喂小鸭的光荣任务，首先要找饲料，南方是容易得到的，田边上的小虫，鸭自己就会去寻食。至于在北京家内的水池，什么也不易得到，那就要烦劳徐坤去找。那徐坤却不费事，用高价买来了泥鳅喂鸭（在北京泥鳅较少，故价昂贵），算起来，买泥鳅的钱比买小鸭的钱还要多，这个副业也就可观了。在爱罗先珂先生，或者以为忠言可以入耳，又一次谈家常中谈些妇女应该如何过生活，话尚未完，信子已经怒不可遏，听不入耳，溜之大吉了。而言者因为看不见，还在那里继续不断地说下去。她对朋友尚如此地不礼貌，对家中人自然更要凶悍得多了。据鲁迅说，她刚从日本回来的时候，住在绍兴，那里没有领事馆，她还处在中国人的圈子里，撒起泼来，顶多只是装死晕倒，没有别的花招。但有一回，这一花招却被她兄弟重久在旁看见了，就说不要理她，她自己会起来的。这才把家里人长久以来被她吓得束手无策的戏法拆穿了。但到北京以后，她却不同了，因为那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气焰嚣张的时候，北京又有日本使馆，她便倚势凌人，越发厉害，俨然以一个侵略者的面目出现了。事事请教日本人，常和日本使馆有着联系。鲁迅被赶走后，一有什么风声鹤唳，她就在门前扯起日本旗，改周宅为羽太寓，这也是周作人的奴性十足的表示，信子们唯恐日本军国主义者不侵略中国，日本人来了，对她们很有好处。从这情节看来，鲁迅的痛恨卖国与周作人后来的甘心投日，即其本人的日常接触上，亦各自分野，截然不同的了。

唐弢同志编的《鲁迅全集补遗续编》中，从周作人的日记里抄录了年2月鲁迅题为《别诸弟》的三首旧诗，充分表达了青年时期的鲁迅对兄弟的友爱，其中有这样一首：

春风容易送韶年，一棹烟波夜驶船。

何事脊令偏傲我，时随帆影过长天！

在诗的后面并有跋言云：“嗟乎，登楼陨涕，英雄未必忘家；执手消魂，兄弟竟居异地！”印证以后来鲁迅初到北京期间，和周作人通讯的频繁（据《鲁迅日记》，来往书信都有编号，前后各有三百封左右），邮寄书刊的不间断，人间友爱，兄弟之情，怡怡然异乎寻常。鲁迅曾经这样说：“让别人过得舒服些，自己没有幸福不要紧，看到别人得到幸福生活也是舒服的！”真是做到了“象忧亦忧，象喜亦喜”的地步。

然而风雨终于来临了。据《鲁迅日记》记载：年7月3日，还“与二弟至东安市场”等处，但到7月14日，却是“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，自具一肴，此可记也”。紧接着7月19日，就是“启孟自持信来，后邀欲问之，不至”，周作人亲自送来的信，是什么样子呢？在信封外面写着“鲁迅先生”，在里面斩钉截铁地要鲁迅“以后请不要到后边院子里来！”兄弟的友情终于中断了，家庭终于决裂了。就这样，鲁迅在横逆忽来的情况之下，带着疾病，到8月2日，便搬到砖塔胡同去暂住。这期间，鲁迅又带病到处看屋，另找住处，这样到9月24日，鲁迅大病起来了。当天日记记载：“咳嗽，似中寒”，第二天日记，又是“夜服药三粒取汗”，到10月1日，则是“大发热，以阿思匹林取汗，又泻四次”，10月4日，“晚始食米汁、鱼汤”，这样一直到11月8日，才“始废粥进饭，距始病时三十九日矣”。

就是生着这样的重病，鲁迅并没有放弃工作。因为砖塔胡同房子是租赁的，老母亲初时只来看望鲁迅，后来病倒在八道湾，也不给医治，跑回砖塔胡同来找鲁迅同去看医生，病好才回去。周作人家有厨子，大批工人，但母亲的饭要自己烧。母亲于是哭回鲁迅住处，鲁迅为着老人家要有自己的房子好安排生活，在非常不安之下，于是又在病中到处看屋，在朋友援助下，终于在年10月30日另行买了西三条胡同的房子。翻修以后，于年5月25日移住新居。到6月11日，也就是离开八道湾将近一年之后，鲁迅回去搬自己的未搬走的书籍什物。八道湾的老爷和太太们，对于鲁迅本来是要像挤牛乳似地来榨取的，但他们没有想到鲁迅不向他们屈服，不但远离了他们，并且又安置了新居，于是就悔恨交集，多方刁难。当天的《鲁迅日记》这样记载：